在明律师

杨在明

主任律师、首席拆迁律师

专业领域:征地拆迁

杨在明律师,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创始人、主任,在明律所党支部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道行政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理事,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特约评论员,央视特邀嘉宾主持、评论员,曾被检察日报社原《方圆律政》杂志封面文章评价为“中国拆迁律师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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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梧田商户:成片开发补偿标准为何低于周边商铺评估价?


作者: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来源: www.fangwuchaiqian.cn

时间:202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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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的商户们手握一纸评估报告,却陷入集体焦虑。在21个成片开发片区的改造浪潮中,他们的商业用房补偿标准被定为每平方米2.8万元,而周边同地段商铺市场交易价已突破4.5万元/平方米。这近40%的价差不仅吞噬了商户的经营根基,更暴露出成片开发政策在商业用房补偿上的系统性偏差。

当挖掘机驶入梧田街道,商户橱窗上“补偿不公,拒绝搬迁”的标语与政府“城市更新,利国利民”的宣传横幅形成刺眼对比,一场关于财产权平等保护与土地开发效率的法律博弈已然打响。

1、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的断裂带

瓯海区的成片开发方案虽严格遵循《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编制,但在补偿环节却出现明显偏离。根据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征收方案必须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同时明确公益性用地比例不得低于40%。然而政策落地时,商业用房的补偿评估却呈现“三重断裂”:

评估方法选择性适用:住宅用房普遍采用市场比较法(参照周边成交价),而商户补偿却多用成本逼近法(仅计算建筑重置成本),无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强制性规定。某服装店建筑面积80平方米,按成本法评估仅获赔224万元,而隔壁新售商铺成交价达360万元,直接导致其无力在同区位重新开店。

停产停业损失认定苛刻:按规定,商户应获得月净利润80%的损失补偿(最高档可补6-12个月),但梧田街道以“无法提供完整纳税证明”为由,将30余家小微商户的停业损失补偿压缩至30%-50%。一家餐饮店月均利润12万元,按政策应获57.6万元补偿(12万×80%×6个月),实际仅核定为21.6万元。

土地增值收益完全剥离:补偿款仅体现房屋建筑价值,对商铺因区位优势形成的级差地租只字未提。这实质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立法精神——即便土地已转为国有,原使用权人仍应分享增值收益。

2、补偿方案合法性的三重拷问

从法律程序检视,梧田片区的补偿方案存在明显缺陷:

程序正当性危机:尽管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但商户作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排除在表决外。这直接违反自然资源部标准第四条“应征求所有成片开发范围内权利人意见”的规定。当21个片区的商户联名申请听证时,仅7个片区组织过听证会,且评估机构选定未经商户参与抽签。

标准混用导致权利克减:瓯海区将梧田街道纳入“城市规划区”,却在补偿时采用集体土地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土地,权利人有权请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标准补偿。政府以“历史用地性质未变更”为由拒绝适用国有土地标准,实质架空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公益性用地比例挤压商业补偿:为满足成片开发方案中40%公益性用地的硬性要求,政府将道路、绿地等成本转嫁到开发主体。某片区开发商坦言:“每平方米土地成本中约3000元用于分摊公益设施建设,这部分最终从商户补偿款中扣除”——此操作涉嫌将法定公益负担违法转嫁给被征收人。

3、评估技术黑箱与地方实践异化

补偿差异的根源在于评估自由裁量权的失控:

评估参数人为操纵:同一片区商铺,不同评估机构采用的资本化率从5.8%到7.5%不等。按收益法计算,某商铺年净收益100万元,资本化率差1.7%即导致评估值相差284万元(5.8%评估值1724万元 vs 7.5%评估值1333万元)。

隐性行政干预:2024年《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核办法》要求方案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但地方政府常以“规划业态调整”为由压低商业价值。梧田某片区原规划为商业综合体,征收时变更为物流园区,补偿单价骤降32%。

奖励机制扭曲本质:方案设置“30日内签约奖”达补偿款的20%,造成“高奖励、低补偿”的结构失衡。一商户补偿款150万元,签约奖30万元,表面总额180万元,但仍低于市场价210万元。更关键的是,行政诉讼中法院通常仅审查补偿款基数,奖励金不被纳入“市场价格”比对范围。

4、商户维权的法律路径突围

面对系统性补偿压制,商户可多维度启动权利救济:

评估复核+专家鉴定:立即对评估报告申请复核,重点质疑评估方法选择(应要求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双轨评估)及参数合理性。杭州某商场拆迁案中,商户通过专家委员会鉴定推翻原评估,补偿额从8500万元上调至1.2亿元。

组合式诉讼策略: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另案起诉规划变更违法。温州市中院2024年判决的某园区改造案中,法院认定“规划调整未公示”属程序违法,据此撤销补偿决定((2024)浙03行终217号)。

检察监督介入:针对成片开发方案中公益性用地不达标(如梧田某片区实际公益性用地仅31.5%)、未批先拆等违法情形,可申请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2024年绍兴柯桥区检察院就曾对类似问题发出检察建议,叫停3个片区的拆迁。

梧田街道商户玻璃门上蜿蜒的裂痕,恰如成片开发制度中公平补偿原则的伤痕。当补偿标准在“成本控制”与“市场价值”间持续失准,当程序正义在“效率优先”的叙事中被不断稀释,21个片区的商铺补偿争议已不仅是经济博弈,更是检验城市更新能否恪守法治底线的试金石。自然资源部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中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绝非抽象原则——它应具象化为评估报告上每一笔贴合市场的估值,凝结为商户重新开业时账本上可持续的现金流。

在温州大拆大整的轰鸣声中,那些悬挂在脚手架上的维权横幅终将褪色,但唯有建立商业用房补偿的刚性约束机制(如第三方评估机构轮换制、片区可比实例数据库、增值收益共享公式),方能使成片开发摆脱“商户折损-商业衰退-区域贬值”的恶性循环。城市更新的终极正义,不在于造出多少地标大厦,而在于每间被迫消失的街边店铺,都能在补偿标准的数字背后,触摸到财产权被平等尊重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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