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律师

杨在明

主任律师、首席拆迁律师

专业领域:征地拆迁

杨在明律师,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创始人、主任,在明律所党支部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道行政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理事,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特约评论员,央视特邀嘉宾主持、评论员,曾被检察日报社原《方圆律政》杂志封面文章评价为“中国拆迁律师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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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旧改项目引发群体性抗议,街道办如何平衡居民诉求与政策执行?


作者: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来源: www.fangwuchaiqian.cn

时间:202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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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推土机驶入越秀区老旧街区,拆迁公告贴满斑驳的砖墙。2025年初,一场因旧改补偿标准引发的群体抗议在越秀区某街道爆发,近百名居民聚集在街道办门前,手举“程序不公”“还我家园”的标语。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捧着泛黄的房产证质问工作人员:“住了三代人的房子,凭什么按违建补偿?”租户们则拉着“无家可归”的横幅静坐。人群背后,是广州国际金融城建设背景下加速推进的旧改项目,也是《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实施一周年的法治大考。

1、法律框架,地方立法的突破性尝试

2024年5月1日,全国首部城中村改造专项地方性法规——《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实施,为越秀区的旧改困局提供了全新的法律坐标系。这部法规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将“政府主导、依法征收”的城中村改造纳入法治轨道,其诞生背景直指超大城市更新中的尖锐矛盾。

条例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多方博弈。立法专班在半年内召开了近20场座谈会、10余场论证会,收集意见建议7000余条,最终在村民权益保障与公共利益间寻得“最大公约数”。

其中最关键的突破在于明确了“三分之二双同意”规则:拆除新建类改造须经改造项目所在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和三分之二以上十八周岁以上村民同意。这一条款成为街道办启动改造的法律盾牌,也成为居民维权的重要依据。

《条例》同时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补偿框架:复建安置、产权调换、货币补偿三种方式并行,要求区人民政府拟定补偿标准并报批公布,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标准。这种刚性规定既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也杜绝了被征收人“坐地起价”的可能。

2、程序红线,旧改中不可触碰的雷区

在越秀区旧改实践中,程序违法成为群体性抗议的主要导火索。2025年维权数据显示,居民诉求集中在三大程序雷区:

征收启动环节,未批先征问题突出。某项目因用地批文缺失发布征收公告,最终被法院撤销补偿决定;公告瑕疵同样频发,海珠区曾出现未载明签约期限的公告,被责令补正。这些前期疏漏埋下后期抗争的种子。

评估实施阶段,评估机构选定违规成为重灾区。荔湾区曾因未组织抽签直接指定评估机构,导致评估报告被认定无效;补偿方案缺陷同样致命,白云区某项目因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被紧急叫停。评估环节的公正性直接关系到居民对旧改的信任基础。

强制执行过程,违法手段屡禁不止。尽管《行政强制法》明令禁止,番禺区仍出现断水断电逼迁事件,相关责任人被追责;更严重的是违法强拆,黄埔区某项目未申请司法强制执行即拆除房屋,被法院确认违法。这些行为不仅侵犯公民财产权,更激化了社会矛盾。

3、多数决机制,破解动迁僵局的法律密钥

当个别“钉子户”阻滞整体改造进程时,《条例》创新引入法律“多数决”机制作为破局之钥。这一设计植根于物权法律体系:

按份共有规则中,《民法典》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不动产需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旧改中的“重大修缮”无疑适用此款。在区分所有权领域,《物业管理条例》明确改建、重建建筑物须经“双三分之二”(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最有力的实践来自猎德村旧改案例。当少数村民拒不搬迁时,村集体通过法定程序收回宅基地使用权。法院判决明确指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是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统一标准,对所有人都产生约束力”,支持了集体利益优先原则。

2025年茅岗村项目将此机制发挥到极致:在签约率达97.2%背景下,经联社组织投票收回未签约户土地,693名股东中629人参与投票,同意率高达100%,创造了广州首例村集体投票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成功样本。

4、柔性执法,白云山违建拆除的启示

在刚性法律框架下,越秀区街道办的执法艺术直接影响矛盾化解效果。2019年白云山“大钵盂”18栋违建拆除案例提供了教科书级的示范:

这些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房屋既无合法权属,又存在严重地质灾害隐患。2018年台风“山竹”来袭时,街道曾紧急疏散400多名居民。但彻底解决问题需要拆除违建,面对“二十多年拆不掉的硬骨头”,市城管部门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创新采用“三步工作法”:

党建引领:成立临时党支部,抽调骨干组成治理工作组;

倾听诉求:与居民进行12轮谈判,在普法同时了解实际困难;

差异补偿:对确有生活困难的居民给予合理搬迁补偿。

通过一个月的攻坚,成功实现居民全部搬离,最终完成拆违复绿。这种“刚柔并济”的执法方式,为当前越秀区旧改中的对抗局面提供了重要借鉴。

5、司法救济,权利保障的最后防线

当协商与行政救济失效时,司法成为居民维权的终极屏障。广州法院系统已构建三层救济路径:

行政复议是快速纠错机制。被征收人可在60日内向市政府或省住建厅申请,天河区某案例中,复议程序成功撤销了原补偿决定。此途径注重程序合法性和补偿合理性的审查,具有效率优势。

行政诉讼则是核心战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6条,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可在6个月内起诉,此时举证责任倒置,由政府证明行为合法性。增城区某案中,法院判决将补偿额提高40%,彰显司法监督力度。

国家赔偿针对违法执行。对违法强拆造成的直接损失,被征收人可在2年内主张赔偿。花都区某村民曾凭室内物品损失证据获赔25万元;南沙区某企业更通过经营损失审计获赔120万元。这类赔偿主张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完整性与损失的可量化性。

6、补偿博弈,安置方案的利益平衡术

补偿标准争议是群体抗议的核心焦点。2025年《广州市旧城更新改造补偿安置指导意见》在2008年版基础上完善升级,形成精细化的补偿体系:

临时安置补助采用动态计算标准,按被拆迁房屋当年参考租金价格确定,从搬迁日持续至安置房交付后三个月。若提供周转房,则面积不得小于原住房。这种设计保障过渡期居住尊严。

奖励机制成为推进器。对配合拆迁的居民给予最高15%的奖金激励,推动快速签约7。但政策制定者强调:“补偿标准提高不等于房价上涨”,根本目的在于疏导中心城区密度,增加公共设施用地。

历史纠纷调解更需智慧。2024年越秀区六榕街道某旧楼加装电梯纠纷中,社区法律顾问采用“背靠背调解”术:引导低层住户将诉求从5万元现金赔偿调整为“减少金钱赔偿+修复费用承担+生活便利提供”的组合方案;同时说服高层业主换位思考,最终达成协议。这种创造性解纷方式为旧改补偿争议提供了新思路。

7、继承困局,遗嘱预防家庭裂痕

旧改引发的财产继承问题常被忽视,却埋藏着深层矛盾。2025年重阳节,越秀区六旬黄阿姨走进中华遗嘱库广州分库,她的担忧具有典型性:“在越秀和增城有房产及宅基地,丈夫还有四个兄弟,担心发生逆向传承导致产权混乱”。

中华遗嘱库推出的“旧改护盾”服务直击此痛点:允许居民在拆迁权益尚未明确时,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人和分配方式,避免家庭内耗。该服务还创新法律工具组合:

意定监护协议:保障独居老人决策能力丧失后的照护;

遗赠扶养协议:解决无自理能力者养老问题;

遗嘱登记:明确拆迁权益分配方案。

越秀区某旧改项目中,超过三成老年住户在启动阶段办理了遗嘱登记,有效预防了因“突击继承”引发的家庭纠纷。这种前置性法律安排,成为旧改社会成本控制的关键一环。

夕阳下的越秀区旧改工地,最后几户居民在律师陪同下签署补偿协议。街道办会议室内,新挂起的“旧改法律服务站”铜牌反射着微光——这是借鉴白云山拆违经验设立的常设机构。墙上《城中村改造流程图》中,“双三分之二同意”条款被重点标红,旁边贴着茅岗村100%同意率的表决公告。法律条文不再是冰冷的铅字,而成为丈量城市温度的标尺。

推土机终将驶离,新楼拔地而起,而街角凉茶铺里阿婆的房产证上,那些写满补偿条款的附加页,默默记录着这座城市如何在法律的刻度中寻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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