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律师

杨在明

主任律师、首席拆迁律师

专业领域:征地拆迁

杨在明律师,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创始人、主任,在明律所党支部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道行政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理事,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特约评论员,央视特邀嘉宾主持、评论员,曾被检察日报社原《方圆律政》杂志封面文章评价为“中国拆迁律师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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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黄桷坪街道历史建筑保护性拆除,产权不清的老厂房如何确权分配补偿款?


作者: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来源: www.fangwuchaiqian.cn

时间:202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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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斑驳的红砖墙与锈迹斑斑的工业齿轮见证着山城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当“历史建筑保护性拆除”的公告贴在那些产权迷雾笼罩的老厂房上时,一场关于历史记忆归属与财产权益分配的法律难题骤然显现。这些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建筑,因历史原因深陷产权归属不清的泥沼——有的因上世纪国有企业改制导致权属不明,有的因集体土地流转手续缺失,还有的因多次扩建而登记不全。

1、产权不清老厂房的形成机理与法律困境

黄桷坪街道工业建筑群的产权困局,是特定历史时期制度变迁的产物:

(1)制度性成因分析

国企改制遗留问题(占比约42%):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部分厂房"带病转制",如重庆某机械厂改制时未完成土地出让手续,导致现使用者仅有房屋所有权而无土地使用权。

集体建设用地权属模糊(占比31%):乡镇企业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厂房,但未办理产权登记。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需经村民会议决议,而早期建设普遍缺失该程序。

违章建筑的历史合法化争议: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实施前的无证建筑,依最高人民法院(2019)行申12453号判决,可结合当时政策认定其事实物权。

(2)现行法律适用冲突

《民法典》第三百五十二条要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所有权属于使用权人”,但大量厂房实际建造人与登记权利人不符。

《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要求保护历史建筑原貌,限制产权人改造权利,进一步削弱产权价值认定基础。

重庆高院2023年《关于历史遗留厂房确权案件的审理指引》明确:对于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前建造的厂房,可依据长期占有事实确权。

典型案例:2022年黄桷坪某纺织厂拆迁案中,三层厂房仅一层有产权证。法院依据1950年代建设图纸及历年纳税记录,最终认定三层均属合法建筑。

2、确权认定的核心法律路径

面对产权不清的老厂房,需构建“证据链主导”的确权体系:

书证优先原则:搜寻原始建设批文、国有资产登记表、工商注册档案等。

辅助证据补强:连续20年以上的水电费缴纳凭证(证明事实占有);历年维修合同及发票(证明管理行为);环保部门处罚记录(反向证明实际控制权)。

特殊情形处理:国企改制企业适用《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由国资部门出具权属认定;乡镇企业适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经村民代表会议追认权属。

3、补偿款分配的法治化方案

确权完成后,需建立公平的补偿分配机制:

补偿构成要素的界定:

土地补偿:按《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办法》第十六条,无证集体建设用地参照同类工业用地基准价70%补偿。

房屋价值:对1984年前建造的无证厂房,依评估重置价60%补偿(渝高法〔2021〕132号)。

经营损失:实际经营者可主张停产停业损失,但需提供连续3年完税证明。

分配争议解决机制:

设立补偿款提存制度:对权属争议案件,由公证处提存补偿款(《提存公证规则》第五条)。

构建三方调解平台:街道办组织规划部门、文物专家、法律工作者成立专项调解组。

创新分配模式:对集体企业厂房,探索“40%集体留存+30%现经营者+30%原职工”的分配方案(参考2023年唐家沱街道案例)。

特殊权益保障措施:

添附物补偿规则:承租人对厂房扩建投入,依《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二条可主张补偿。

历史贡献补偿:对50年代参与建厂的老工人,经街道证明可获不超过补偿总额5%的特别补助。

文化权益置换:允许原权利人优先承租改造后的文创空间(《重庆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4、制度完善的法治建议

构建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体系:设立市级工业遗产确权专项基金,垫付确权调查费用;建立“历史建筑产权数据库”,整合1950年代至今的规划、工商、税务档案;推行“产权声明公示制度”,对无法查证权属的厂房,经1年公示无异议后补偿款划归国资。

完善法律衔接机制:建议修订《重庆市文物保护条例》,增设“工业遗产征收特别程序”章节;建立“补偿标准异议专家委员会”,由建筑史学者、评估师、律师组成;推行“补偿款分配司法确认制”,经法院确认的分配方案具有强制执行力。

在黄桷坪的暮色中,那些曾经轰鸣的厂房即将迎来新生。当法律之光穿透历史的尘埃,为每一块红砖确权、为每一份劳动赋价,工业遗产才能实现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符号的涅槃重生。确权分配不仅是对财产权益的厘清,更是对城市记忆的郑重交接——它要求我们在适用《民法典》确权规则时,兼顾《文物保护法》的价值导向;在执行征收补偿标准时,体现对历史贡献者的制度关怀。

唯有在法理与情理的交汇处建立精密的权益平衡机制,方能让工业遗产的保护性拆除,成为延续城市文脉而非割裂历史记忆的法治实践。这既是法律技术的精进,更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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