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律师

杨在明

主任律师、首席拆迁律师

专业领域:征地拆迁

杨在明律师,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创始人、主任,在明律所党支部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道行政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理事,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特约评论员,央视特邀嘉宾主持、评论员,曾被检察日报社原《方圆律政》杂志封面文章评价为“中国拆迁律师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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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定武高速北侧20公顷未利用地征收,企业拆迁是否违反《土地管理法》第48条?


作者: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来源: www.fangwuchaiqian.cn

时间:2025-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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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定武高速北侧20公顷未利用地被划入交通枢纽工程范围,推土机驶过荒草丛生的地块时,周边企业主手握产权证书却陷入维权困境。这片法律意义上的“未利用地”,实则是企业预留发展用地和物流通道,其征收程序暴露出当前土地治理中产权认定机械化与补偿标准滞后性的深层矛盾。

当地方政府以“未利用地”属性适用简化程序并压低补偿时,企业质疑的核心直指《土地管理法》第48条“按原用途补偿”原则的适用边界——当土地虽未开发但权属完整时,征收程序能否因“未利用”标签而缩减法定环节?补偿标准又能否忽略企业的前期投入与预期利益?

1、未利用地征收的程序合法性审查:三重法律争议

审批权限的合规性争议是首要焦点。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5条,征收基本农田以外的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需国务院批准。定武高速北侧地块虽属未利用地,但20公顷规模虽未达国务院审批门槛,其征收仍需省级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实践中,地方政府常将大型项目拆分申报,如某高铁枢纽工程将120公顷土地拆分为两个“60公顷”项目规避国务院审批,该行为已被最高法判例认定为程序违法。若本次20公顷征收未单独取得省级政府批文,或属于更大规模项目的组成部分,则构成审批权限违规。

征收程序的完整性缺陷更为突出。法律要求征收必须履行八大步骤:发布预公告→现状调查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拟定补偿方案→30日公告→听证(过半数异议时)→签订协议→申请征收→批准后实施。

未利用地征收中,地方政府常以“无地上附着物”为由省略关键环节:湖北某开发区案例中,政府未发布预公告即直接划定征收范围,剥夺企业知情权;江苏某物流园项目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导致企业群体上访后被迫重启程序。

抢建抢栽的认定冲突加剧了矛盾。根据蔡甸区人民政府通告精神,征收红线范围内突击建设的建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但对于企业为维持基本运营搭建的临时工棚、设备防护设施等,若已存在多年且未影响规划,机械适用“抢建”条款将侵害合理权益。某建材企业为保护精密仪器搭建的防尘棚,在征收中被认定为违法抢建,法院最终判决按重置价70%补偿,确立了合理设施区分原则。

2、补偿标准的适配性争议:未利用地的法律悖论

未利用地的法定补偿逻辑与企业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系统性落差。《土地管理法》第48条明确“按原用途补偿”,未利用地补偿通常仅为农用地标准的15%-20%。

这种冲突在土地开发准备期企业身上尤为尖锐。某生物制药企业取得地块后因环评审批耗时三年未建设,征收时政府以“未利用”为由拒绝补偿前期投入的523万元地质勘探及规划设计费。法院最终援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7条,认定“直接关联开发准备的合理支出”应纳入补偿,突破了机械的原用途限制。

3、企业维权的法律路径:突破程序与补偿的双重困局

面对未利用地征收的特殊性,企业需构建复合型权利主张框架:

程序违法举证:

收集征收全流程文书:缺失预公告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取立项文件;未组织听证的,通过村民会议记录证明过半数异议事实。在定武高速案例中,若政府未在签约前取得省级批准文件,可直接主张征收决定无效。

损失量化创新:

针对未利用地特性设计评估模型:参考上海拆迁规定,对无法提供完税证明的临时设施,可按“搭建成本×使用年限折旧”主张补偿。

警惕三类条款:

弃权条款:“签署即视为放弃其他权利”的表述违反《土地管理法》第48条强制性规定;

打包价协议:未区分土地补偿与经营损失,规避法定补偿项目;

非自愿承诺书:在断电停水胁迫下签署的搬迁承诺可申请撤销。

4、制度反思:迈向未利用地精细化治理

定武高速北侧地块的征收争议,揭示了《土地管理法》第48条在未利用地场景中的制度性缺陷。未来修法应着力构建三维保障机制:

程序分类规范:对取得土地使用权超过2年但存在政府原因(如规划调整、环保限批)导致未开发的,赋予企业程序选择权:可选择缩短公告期至15日以加速征收,但补偿标准上浮20%作为对价。

补偿动态调整:

建立“基准地价+功能溢价”补偿模型:基准部分按未利用地标准补偿;溢价部分根据土地规划用途(如商业/工业)市场价的30%-50%补差;对前期开发投入经审计后全额补偿。

司法审查强化:

明确法院对“未利用地”认定的实质审查权:需综合考量土地权属状态、未开发原因、规划限制等因素,不能仅凭土地现状草率定性。最高法应发布典型案例,确立开发准备期企业的补偿请求权。

结语:在土地效率与产权保护的天平上重寻平衡

定武高速旁的20公顷未利用地,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与产权保障的法治张力。当“未利用”的标签成为压缩程序权利与补偿标准的法律借口时,我们更需警醒:《土地管理法》第48条“按原用途补偿”的原则,其内核应是对财产权属的尊重而非对土地状态的歧视。未利用地的“沉睡”状态不构成征收程序简化的理由,反而因其权利状态的复杂性,更需精细化的法律保障。

未来的制度变革,应当将企业从“已开发”与“未利用”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承认土地权属的完整光谱——从取得产权到投产运营之间存在合理的开发准备期,此期间的土地价值蕴含了区位溢价与发展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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